學員經驗分享

  神聖舞蹈是一個團體的工作,有好幾次,當我看到整個隊伍的序列在移動時,能夠感受到強大的能量場,整個後背有毛孔聳立的感覺,我知道這個方法有力量,而且不是語言或知識所能到達的力量。正如世儒老師告訴我們的:聽到的,會忘記;看到的,會記得;去做,就會瞭解。

Amy

 

我也許需要在這兒指出——特別是為了那些已經接觸到葛吉夫的理論的人——我現在是把自己對於這個「學校」的所見和所瞭解描繪出來。我界定這個「學校」的目的或意義,並不是為了那些因葛吉夫的哲學而又興趣於他或被他所吸引的人。對我而言,這只是另一間學校——確實與我所曾知道的任何學校有所不同,而其基本的差異是,大部分的「學生」都偶是成年人。除了我的哥哥和我自己之外,所有其他的孩童都是葛吉夫的親戚——侄女、侄子,等等——或他的私生子。裡面的孩童總共並不很多:我只記得總數是10位。

除了最小的孩子之外,每個人在學校的例行工作都是一樣的。一天的開始是造成6點鐘吃早餐,內容是咖啡與幹麵包。從7點以後,每個人都做被指定的工作。這些工作只有在吃餐點時才中斷:午餐時間是正午時(內容通常是湯、肉、沙拉,以及某種甜布丁);下午4點喝茶;晚上7點吃晚餐。晚餐後的8點30分,在所謂的「自修房」中有體育活動,或跳舞活動。這種例行工作一個星期的6天都一樣,除了在星期六下午女人去洗土耳其浴;星期六晚上較早時,在「自修房」有較能幹的表演者「示範」跳舞,物件是其他學生,以及經常在週末來訪的客人;在示範結束之後,男人去洗土耳其浴,洗浴之後,會有一次「歡宴」,或特別的一餐。孩童並不以進食者的身份參與較晚的這一餐——只充當侍者或廚房助手。星期日則是休息的日子。

學生所被指定的工作總是設計學校的實際運作:園藝、烹飪、打掃房子、照顧動物、擠牛奶、制牛油;這些工作幾乎總是團體活動。我以後知道,團體工作被認為具有真正重要性:不同的個人一起工作,會產生主管的人類衝突;人類衝突會產生摩擦,摩擦會顯示出一些特性,這些特性如果加以觀察的話,能夠顯示出「自我」。學校的很多目標之一是「看你自己,一如別人看你」;就好像從遠處看自己一樣;能夠以客觀的方式批評那個自我;但是,最初只是去看它。

有一種練習是要在所有的時間中進行,在任何生理活動的期間進行,稱之為「自我觀察」、或「讓我與它對立」——「我」是(潛在的)意識,「它」是身體,是器具。

開始時,我還是不瞭解任何的這些理論或練習,我的工作以及就某一個意義而言,我的世界,完全集中在「除草」一事上,因為我的草地——我是這樣稱呼——變得比我所能預期的更加重要。

在我跟葛吉夫先生「面談」之後的那一天,他就到巴黎去了。據我們瞭解,他習慣一個星期在巴黎呆兩天,通常由秘書哈特曼夫人(Madame de Hartmann)陪伴,有時則由其他人陪伴。這一次很不尋常,她自己一個人去。

我現在記得,一直到星期一下午的什麼時候——葛吉夫先生是星期日晚上離開——有關他發生車禍的謠言才傳到學校孩童的耳中。我們最先聽說,他喪命了,然後又聽說他受了重傷,不會活命。到了星期一晚上,某一個權威人士才做了正式的宣佈。他沒有死,但受傷很重,在一家醫院中瀕臨死亡的境地。

我很難描述這樣一種宣佈所造成的衝擊。「學校」的存在完全依賴葛吉夫的存在。是他為每一個人指定工作——一直到那個時刻,他都親自監督學校經營的每一個細節。此時,他的死亡的立即可能性,使得一切都停頓下來。幸虧幾位年紀較大的學生——大部分都是跟他從俄國來的—— 自動自發,我們才得以繼續有固定的三餐可吃。

雖然我不知道我本身會發生什麼事,但是有一件事仍然生動地出現在我腦中,那就是,他告訴我說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」,我都要除草。他的指令變得更強力。我相信,他事先已經知道「有什麼事」會發生,只不過並不一定是車禍。

他的意外事件就某個意義而言是命中註定的,這點並不是只有我感覺到。「他自己一個人去巴黎」這個事實(我聽說他是第一次這樣),對大部分學生而言就是足夠的證據。無論如何,我的反應是:我是絕對必須除草的;我相信,他的生命,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性取決於我是否現身於他所指定我去做的工作。

我的這種感覺具有特別的重要性,因為就在幾天後,葛吉夫先生被帶回「住持城堡」中他那間俯視「我的」草地的房間;據說他處在昏迷狀態中,靠氧氣維持生命。醫生來來去去:一種肅靜的氣息籠罩在這個地方——好像我們全都為他進行永恆的沉默祈禱。

一直到他回來的大約一天之後,我才被告知——告知我的人可能哈特曼夫人——必須停止除草機的噪音。我當時被迫做了一個對我而言很重要的決定。縱使我很尊敬哈特曼夫人,但我卻無法忘記,葛吉夫先生曾經強有力地要我承諾去做我的工作。我和哈特曼夫人當時站在草地的邊緣,就在葛吉夫先生房間的窗子下麵;我必須回答哈特曼夫人的話。我現在記得,我當時並沒有沉思很久,就強有力地拒絕了。然後,哈特曼夫人告訴我說,也許確實取決於我的決定,但我仍人拒絕了。我現在感到驚奇的是,我當時並沒有很明確地被禁止繼續除草,甚至沒有受到強迫的壓制。關於這一點,我現在所能發現的唯一理由是,葛吉夫對於學生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,所以沒有人願意完全否認我的說詞,即葛吉夫先生告訴我要除草,因為否認是要負責的。無論如何,我並沒有受到壓制;我只是被禁止去除草,於是我繼續除草。

我這種拒絕權威——除非是最高權威——的表現是非常嚴肅的。我想,在此事之中,唯一支撐我的力量是:我十分相信,除草機的噪音並不會要了任何人的命;還有,比較不合邏輯的是,我當時確實感覺到,他的生命很可能——但說不出為什麼——取決於我做好他制定我去做的工作。然而,這些理由卻無法抵禦其他學生的感覺(當時大約有150個人,大部分是成人),他們至少都同樣相信,我每天繼續製造噪音,會導致致命的結果。

這種衝突持續了幾個星期,每天傳來的消息都說他的情況沒有改變,於是我越來越難於開始工作。我現在記得,我當時必須咬緊牙根。克服我對於每天正在做的事情產生的恐懼感。由於受到其他學生的態度的影響,我的決心時而增強,時而減弱。我被排除於其他活動之外;吃飯時,沒有人願意跟我同桌——如果我走到有人坐著的桌子那邊,他們會在我坐下來時離開桌子——我現在記不起有任何人在這幾個星期之間跟我講過話,或跟我微笑,除了幾個重要的成人,他們時而繼續勸我停下來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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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在跳「西藏組曲」時,開始時體會一種悲傷的情緒在升起,依然在做著動作,360度地旋轉,不到5分鐘,一種莊嚴高貴神聖的覺受出現。那一刻,我就明白為什麼叫神聖舞蹈了?用整個身心做實驗,很有趣!!!  

    藍舞